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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民知情权的体现和网络社会的兴起，面对突发事件，现代政府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逃避和保持沉默。相反，他们进行积极的“危机公关”。所谓“危机公关”，是指“组织危机的公共危机管理”，即“任何社会组织，为了应对给公众造成损失、损害企业形象、阻止、逆转或改变组织发展的危机”。国家采取的公共战略和措施，即组织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对危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控制行动，其内容主要是预防和应对危机。”在紧急情况下,媒体扮演着“信息中介”的角色,将政府的公共关系信息传送到人民群众,同时反馈群众对政府的反应,作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协调人。国有性质使我们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观点，这使得我们的媒体发布的信息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但同时也使媒体受制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无法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监督。面对政府的日益成熟的危机公关意识和行为,新闻媒体必须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保持清晰的头脑,协助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为了赢得人民信任危机事件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危机潜伏期:注重舆论监督，加强危机教育
英国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雷吉斯特有一句名言:预防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如果我们能在危机发生前及时发现并解决危机，就可以避免以后的各种不利影响。即使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前信息预警也可以将危机的损失最小化。现代社会是复杂而复杂的，很难审视它独自生存的环境。人们已经“把监控环境和获得安全感的重担放在各种交流活动上”。“监测环境”已成为媒体的基本功能。2001年8月，《财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中国股市引起了轩然大波。《殷光霞陷阱》，在这份历时一年多的调查报告发布后，证监会立即对殷光霞进行了调查，最终许多当事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股价也从每股30多元跌至4多元，创下中国股市16次跌停记录。从表面上看，引发股市危机的正是《财经》的那篇文章。事实上，如果《财经》没有及时披露这篇引起监管部门注意的文章，大部分投资者可能会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欺骗。当泡沫破裂时，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危机。”
通过媒体对舆论的预警，政府可以在危机的潜伏期发现问题，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使其处于萌芽状态进行处理。危机时期的新闻媒体除了单纯的舆论监督外，还担负着对公众进行危机教育的重要任务。“公众直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它有相当大的漏洞,主要表现在自己的心理和应对能力的问题,如缺乏危机防范意识,负面的或者过度的心态在危机时刻(如过度紧张和恐惧),身体免疫力低,获取和辨别信息的能力差,低自助和互助能力,等等。”。这种脆弱性是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媒体有责任教育公众在危机之前,加强公众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掌握处理危机的能力和知识,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危机爆发时期:舆论是主要导向，稳定是第一要务
与危机潜伏期的“舆论监督”不同，新闻媒体更注重危机期间的“舆论引导”。所谓“舆论引导”，就是“用正确的新闻舆论来引导社会舆论，尤其是作为社会舆论主体的公众”。“本质上，这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体心理的调节，达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动态平衡。面对谣言和随时可能陷入混乱的公共秩序，“媒体的监督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媒体发挥的权力控制和制衡功能逐渐转变为社会协调与平衡”。这一变化的原因很明显，面对公共危机，整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凝聚力量，与灾害作斗争。另一方面，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在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应积极配合政府，及时、及时地向公众传递正确信息，引导舆论遏制谣言，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
2003年“非典”事件后，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日益成熟。政府试图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和转发新闻稿来影响新闻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议程。面对政府的危机公关，一方面，新闻媒体应该按照政府设定的议程来安排内容，以确保政府所要传达的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同时，媒体应积极与政府沟通，及时向政府传递公众意见和投诉，发挥“安全阀”作用，及时疏导民意，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总之，一切都要从政府和公众的整体利益出发，帮助政府把舆论导向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和轨道。如果大众媒体在危机期间集体失语，就等于放弃了设置媒体议程的责任和功能。其直接后果就是助长和纵容谣言的滋生和传播，使舆论引导变得十分被动。”
危机恢复期:舆论监督与引导并行不悖，重建家园
除了继续进行舆论监督外，危机后的舆论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同于危机爆发时强调信息一致性和抵制谣言，危机后的舆论导向更加强调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通过英雄事迹的宣传，克服困难的奋斗，在危机中奉献和团结的精神，媒体让公众感到如此强大，让他们为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而自豪。例如，在1998年，反对洪英雄的宣传和非典后对医务人员的赞扬都被称为“民族英雄”。神话信仰的核心是集体参与的感觉，以及超越个人潜能的关怀和力量。分享”。通过发扬民族精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同心协力重建家园。
在我国，虽然大多数媒体为国家所有，但政府想要传播的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众;虽然政府在突发事件中能够有效地管理媒体，使得不利于自身的信息无法公开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完全依赖政府的指挥，完全没有主动性。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发现，即使面对政府日益成熟的危机公关，新闻媒体的活动依然十分广泛。在危机的不同阶段,新闻媒体计划的重点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在危机潜伏期的指导不重要,或舆论监督在危机期间爆发可以忽略,但只有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选择是最有利于解决危机和减少损失的。在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的今天，新闻媒体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与政府密切合作，为早日解决危机、重建家园、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